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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罗丹的新书——《知青笔记》里的文章。

准备专门用一个帖子介绍罗丹的新书——《知青笔记》里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帖观看:

躲雨    ——作者:罗丹

一场大雨过后又几个火辣辣的太阳,地里的辣椒树伸长了几寸,枝枝叶叶间爆满了绿灯笼。眼见又有风雨欲来之势,队上的女劳力摘了十几担,挑上街卖了,剩下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辣椒,队长要我摘干净。“老罗,别落下一只好辣椒。”他说。

  他叫我老罗,那年我才十六岁。在这个山沟沟里,十六岁的媳妇抱着娃,十六岁还未嫁出去的姑娘就老了。

  我猫着腰,在几亩辣椒地里转了一个早晨,勉强凑了两箩辣椒。队长过了秤,五十五斤多点,“算五十五斤吧,”他说。又再三交代:“虽然比不得上次的个大,辣味还是一样的好,你喊两角钱一斤,不能少于一角五。”我点头应着。

  我下乡已有半年,挑五六十斤重的担子走平路不成问题,独自一人挑七八里路远,还要翻过一座海拔千多米、南北纵向两里路长的山,且毫无指望有人能帮我,还是头一回。

  这座山使山脚下的村庄成了穷乡僻壤。山里没有电,拖拉机进不了村,农民还是像老祖宗一样用牛犁地、用铁锄挖地。山里人有句口头禅:只要翻过了山,你的猪婆猪崽、鸡婆鸡蛋、粮棉茶豆就能变成钱。

  我挑着辣椒走到山脚下眺望山顶时就想,只要翻过了这座山就到了县城,只要卖完了辣椒就完成了任务。上山时不敢有半点松懈,不敢停,担心一停下来就走不动了。天未下雨,人下了雨,我挑着辣椒走进县城时,已经汗如雨下。

  农民的菜担摆满了长长的卵石街。我瞄准一个空档放下两箩辣椒,欲吆喝时,一眼瞅见旁边的大嫂麻利地用秤称着萝卜,张开的嘴骤然合拢,声音溜了下去。我忘了向队长要杆秤,怎么办?总不能一只辣椒一只辣椒的卖吧。

  也许傻人总会有傻福,焦急之际,一个中年男人朝我走来,他在辣椒箩里拨了几拨又翻了几翻,“什么价?”他问。

  “两角钱一斤。”我怯怯地说。他提出一角八全要了,我说好。心里其实乐开了花。只要求他开张发票,回去好说。

  我挑着担喜滋滋地跟在他身后,走进了县城最大的一家饮食店,在后院的大磅秤上过了秤,又仔仔细细地点清了几张半旧不新的钞票。前脚刚迈出大门,还来不及提起后脚,我就被一股夹着雨水的人流蛮横地推了进来。天骤然变脸,出门时晴光明媚,这一刻落刀子似的在人身上戳了一个个的洞。惊慌的人们稍稍定下神来,很快地占据了所有的方桌。

  训练有素的女服务员亮开了高亢的嗓门,不失时机地唱起来:肉片盖饭三角、饺子面一角五、光头粉一角,炒菜有熘大肠、红烧鱼块、麻辣子鸡,蒸菜有整鸡、整鸭、腊味合蒸……

  在饿中躲雨的人哪经得起如此诱人的声音,他们痛斥大雨骂骂咧咧之时,一张一张花花绿绿的钞票就到了女服务员白白嫩嫩的手中。不多时,雨雾横扫过的店堂里飘扬起鱼肉味、酸辣味、烟熏火烤的热气。系着白围兜的服务员穿梭来往,狼吞虎咽的汉子们个个吃得汗流浃背。

  我转过脸去,不敢再看。我体内酸水翻涌,喉咙眼里伸出了手想要接过那种要命的气味。隔着布衣摩挲着口袋里的钱,实在不敢拿出一角两角来。

  一个声音呵斥着:把箩筐拉开,不要挡路!

  这句话未必是冲我来的,躲雨的人带进来的箩筐、箢箕、背篓已经太多了,只是我占了位置又没有买饭吃。我戴上斗笠,挑起两只空箩筐沿着墙脚走了十多步,就在屋檐下杵着。只见街对面暗淡的屋檐下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尘埃飞旋的卵石街已被暴雨冲刷得雪白铮亮。

  我贴墙而立,与雨水的距离仅有几寸。雨丝又粗又密,丝丝如箭,都被坚硬的卵石地反弹了上去。我的鞋袜、膝关节以下的裤腿很快就湿透了。屋檐助我挡住了来自于上方的压力。

  从下而上毫不留情的反弹力却无可抵挡。我用斗笠挡住前方雨的利箭时,背后墙壁上的雨水悄悄地侵入了我的体内。两侧的空箩里,水花肆意地蹦跳着。我动弹不得,身体里蓄满了水似的沉沉的。这场雨真是无处可躲了。

  街上出现了几个撑着雨伞的男人,在躲雨的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拖着一股水前进着。他们定是急事缠身,也满足于保住了头部的清醒,来不及顾虑双腿被雨水拖累的沉重。

  两边屋檐下的人们傻傻地对望着,蹲着的人像坐在了水里。认出了熟人的就隔着街隔着雨打起招呼来,笑脸闪闪发光,声音谁也听不清楚。

  我身边一个年轻女人不停地诅咒着天气:落刀子的雨、砍脑壳的雨、早不落迟不落,娃要吃奶就来落!她十分焦躁,双手不停地抚摸着胀痛的胸脯,脸上水淋淋的,看不清是汗水是雨水还是泪水。她骂够了就找我闲聊,说她十八岁,家里有个半岁的等她回去喂奶的儿子。我还未表现出惊讶来她就高声地朝我喊道:“你怎么下放到那个山沟里,那可是个穷地方哪!”

  我没有回答,也未必说得清。她从箢箕里拿出一条卖剩的黄瓜,隔着空箩递给我,我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掰成两截,又隔着空箩递给她一半。她笑了起来,接了过去在衣袖上斜抹几下,然后咬得嘣脆嘣脆的响。我拿着半条黄瓜,也在衣袖上斜擦几擦,有滋有味地慢慢咬着,也嚼得脆脆的响。

  街上出现了一群顶着暴雨前进的年轻人,男孩打着赤膊,衣服遮着头,裤腿卷到了膝盖上;女孩勾着头走,双手捂住头顶,像脱离了土地的几棵青菜,轻盈的身体打着水漂。

  “是你的老乡,你认识不?”她问我。

  我摇摇头,心里漾起了几许温情。檐端摔下来几朵水花,溅在我的脸上,飘进眼里去的,感觉有些酸。

  人们的目光很快地盯住了几个穿着浅色衣衫的姑娘,水色淋漓中凸现着的青春身影。她们下意识地将双手抱在胸前,众目睽睽之下,遮掩着胸脯似乎比遮住头更重要。

  一个光头男孩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乡亲们,鬼子来了,快跑啊!喊罢又在地上连翻了三四个空心跟头,搅得水花狂舞,惹得人们轰然大笑。又有一个瘦高男孩张开了他长长的手臂。用一口标准的京腔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种热血未泯的顽皮劲酷似我们组里的男生。

  几个姑娘先是遮遮掩掩地抱住胸脯不放,这时也索性甩开了膀子,四五人手挽着手,连成一横排,唱起了电影《  红色娘子军   》主题曲: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神气活现得就像后面跟着千军万马似的。

  他们坚持了没多久,一哄而散,在雨中奔逃。

  找死呢,不想活了是不?女人大声喊。也有人骂:一群疯子!

  我挑起箩筐,走进了雨中。不就一场雨吗,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妹子,回来!”我没有回头,我不忍看她十八岁的脸上写满沧桑。也无法说清此刻我走进雨中的真正动机,更无法和她说有一股热流此刻正从我的体内向外喷涌。

  我头上的斗笠很快地被卷走了,它就在我的前方飘舞着,忽高忽低地旋转着,发出“嘭嘭嘭”的响声。我倏地坦荡起来,我的身体注定要经受四面八方的冲击,又何必只在乎头上的一方雨水呢?

  翻过山走回队里时,已是下午。我从衣袋里掏出用手帕包好的几张纸币来,交给队长。我站在他家的屋檐下,身体淌着水。

  “傻女,湿成这样,咋不躲雨呢?”他说着,忙将几张钱一张一张的在桌上小心地摆开来,见它们完好无损也就放心了。“老罗,你可别小看这几个钱,队里想添置些东西还得靠它们呢。”

  我发现他的两只手像两根乌黑的小树杈,上面布满蓝色的筋络。他眼睛不大好,我拿着发票念:五十五斤三两,一角八分一斤,共计九元九角五分。

  “好!干得好!下次还让你去。”

  我正欲转身走,听到他喊我:“忘了告诉你,卖辣椒算出差,你可以吃一碗三角钱的肉片盖饭。”我看着他,“哦”了一声,这才慢慢地转过身去。

  夜里,雨一直未停。风卷着雨水敲打着木板壁,我们的小屋有些飘摇。对面女伴的床上摆了一个脸盆,接住了从屋顶而下的几丝雨水,滴答声尤其清脆。她钻进了我的被子,我和她说起白天看到的那几个知青,那几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在暴雨中身体打着水漂的女孩。

  早晨醒来,雨声绵绵的细了。昨天的事恍若梦回的辰光,有些缥缈,又有几分亲切。

  听到队长在楼下喊我:“老罗,出工啦!”

  原载《散文》2003年第5期

抓进看守所

听说我出身不黑,他给我松了绑,“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他说,眼光有些诧异。
“和她客气什么,捆起!”冲上来几个人又将我捆了。我听到我的骨头轧轧地响,手臂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一下被反扭到了后背,身体触电似地猛地一个大弯弓,头几乎贴到了膝盖。我就以这样的姿势走完县城一条又窄又长的鸡肠子街,在人声鼎沸中从两排雪亮的刺刀下进了看守所,最后被人推进了一间黑屋。
半夜,在疼痛中醒来,模糊中一瞥,地上竟有几丝白光。坐定良久,才看清那些白光是从墙上的一个小窗的铁棍中挤进来的,屋里朦朦胧胧的有了些轮廓,靠墙有两张高低床,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因为新来的几个年轻的生命,屋里的一团霉气被搅活了。
这间黑屋不知等了多久?才等来了与它共度寂寞的人。
昨夜,准确的说是1967年春节的零点,我被抓时,两个好朋友来找我玩,被一起捆了。是我连累了她们。
冥冥中似有一种命定:我们三个都姓罗,都不到18岁,在一所中学同一个年级读书,一起下乡,现在又被关进了同一间黑屋。长得像“刘三姐”的是罗楚华,她还是我们学校的长跑冠军;双腿修长的罗坚是学校体操队员,她俩都为学校捧回过奖状。我喜欢画画,也有小画家之称。我和罗楚华同班,下乡后又和罗坚同调去修过一座河坝。
“嘣”的一声,木门中间一块砖头大的木板被推开了,有人送了一木桶水,说是给三个人用的。水桶比漱口杯稍大两圈,我这才明白已经落到了什么境地。村前的那条小溪,哗啦啦的流水声此刻在耳边尤其响亮。哪怕是寒冬腊月,我们在溪边洗漱、洗菜、洗衣,冰凉的溪水让双手冻得通红,也能摩擦出好些温暖来。
这桶水成了一面镜子,我看到我的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这一刻,我的心开始变老。
一串串的“为什么”在我心头缠绕。
“嘣嘣嘣”的声音响过不停,关进来的人显然不少。有人用枪托敲门,叫着我的名字。我走出来时才发现,这个看守所不小,有两长溜房子,中间隔着米多宽的天井。天井像条深沟,不是随便能跨过去的。从牢房里出来的几乎都是下乡知青,还有知青偶像王百明。他在我的印象中就像是“十二月党人”,昂着头,嘴唇紧抿着,脸色苍白得无一丝血色,一绺乌黑的卷发下的大眼睛亢奋闪光。他思维敏捷,诗情洋溢,22岁那年无辜被害。一个时代过去了,他的形象未变,还在活着的人的心中活着。
像是亲朋好友似的,从牢房里出来的人互相示意。我想起了那句“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口头禅,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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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坡上为你唱歌    作者:罗丹

光宜要出嫁了,那是在春天里定下的事情。像春天播下地里的种子,秋天必然要收割。当光宜家的两株板栗树掉下熟透的板栗时,她穿上新娘服的日子就敲定了。
 我第一次见到光宜时,她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挽着个小篮,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两条小辫子晃晃荡荡,一撮乌黑的刘海飘在巴掌大的瓜子脸上。没想到她刚满十六岁就要出嫁了。像一颗细小的种子,让人担心她能否长成挂满果实的大树。
 我们经常一起出工,摘棉花、挖花生、点豆种等女人干的活都在一起,但说话的时间并不多。她的手指特别灵巧,同时从地头开始干,只需一二十分钟,她就和我拉长了距离,只有在去地里或是从地里回家的路上,才说上几句话。她不像村里其他女孩容易亲近,开始总感觉有些隔,显得有些心思。我们刚下农村时,十几个女知青站在一起,齐刷刷的一般高,齐刷刷的水灵,女人们围拢上来,问长问短,只有她一人站在远处打量着我们。第二年,我们脸上泛起了菜色,衣服上补丁层层叠叠,她才有了几分亲近。到第三年,也就是光宜出嫁的那一年,我们缺粮少吃,开始饿饭了,这一年中,我们没少吃光宜送来的板栗、花生、红薯,她成了我们最好的朋友。
 光宜很好强,她常常在不经意中与你较劲,让你注意她苗条的身材。她的衣服我穿不下,她穿起来腰显得细细的,胸脯衬得圆圆的;更别说那精致的手工了,哪怕是一件粗糙的家织布衣,她都会精心地绣上几条鲜艳的花边,让你看着羡慕。比起山里结婚前未见过丈夫面的女人,光宜要算是嫁得明明白白的了,她和她要嫁的男人毕竟还见过一面。
 八月十五的前一天,村子里闹哄哄的,听说光宜要洗澡了。洗澡可是件大事,山里人一生只洗三次澡,是在三次他们认为最神圣的时刻:一是出生时日,二是结婚大喜之日,三是生命行进到终点去见上帝之时。结婚之前的洗澡最为讲究,既相当于成人大典,又意愿婚姻幸福,为交给爱人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洗澡。
 村里有喜事,女人们最高兴,她们跑来跑去,在篱笆墙的村子里扬起一层灰,扬起了一串串笑声。像是重温自己的幸福时光,都将晒干贮存的玫瑰花、茉莉花、菊花、茶花用红纸包着送去给光宜洗澡。听说光宜的父亲一大早就去山里挑来了最清的泉水。光宜出嫁的前夜就泡在盛满花朵的大木盆里,她胴体的芬芳渗透着花瓣的清香之时,也正是她悄悄地一分一秒地向她女孩时代最后的告别。
那一夜,只有光宜家的烟囱久久地喷吐着烟雾,在黑茫茫的夜色里,两株板栗树夹峙的小屋白雾缭绕,它像是落进了漆黑的深沟中,几个苍老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唠叨声,一个女人细细悠悠的哭声和着几声狗吠、几声虫鸣,隐隐约约地从深沟里飘浮而上。
 当十五的太阳刚刚照红山顶时,唢呐声锣鼓声鞭炮声就从山外响到了山里,那种持久的爆炸声,让山窝窝里每一个旮旯儿都发出了回响。这一天的开始对光宜来说意义非凡。夜深人静时我们听到的细细柔柔的哭声在爆竹鸣放的巨响中,竟转换为一种放声的长哭,继而又放慢了节奏,幽幽地诉说着爹娘似海的深恩、忏悔不孝女儿的种种过失,情深深意绵绵悲切切。光宜的哭使我们颇费猜测,她是想嫁还是不想嫁呢?村里的女人称赞光宜会哭,会哭才孝顺。在哭声中该说的说了,该数父母的恩数得清清楚楚,说自己的不孝也说得句句在理,只是太过用力,会伤了身子。
 光宜的爹终于鸣响了爆竹,算是可以将新娘放行了。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爷婆细崽们让开了一条道,光宜闪亮出场,一身炫目,除了一个涂着红粉的小脸蛋外,从头到脚戴满了银头饰、银项链、银耳环、银手镯、银脚圈等等。光宜家为了嫁女嫁得风光,祖传几代女人的好东西全给她戴上了。怪不得平日里她不羡慕城里姑娘的美,原来底气十足。她的瘦小的身体似乎承载不起这些笨重的东西,一摇二摆的。哭成了两个红桃的眼睛低垂着,没有温柔没有羞怯更像是掩藏着一种巨大的惶恐,在一群女孩的簇拥下走出了村庄。
 接亲和送亲的、奏乐和放鞭炮的,挑红漆木箱四铺四盖鲜艳嫁妆的,弯弯曲曲、花花绿绿的队伍迤逦两里路长。
 队长要女知青都去送光宜,去唱歌,为光宜争面子。如果送亲的人不会唱歌,会被那边的人笑话。那一天,我们站在光宜的新房门前唱了好多歌。这种隆重的场合,我们自然选择革命歌曲来唱,从《社员都是向阳花》、《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开始,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结束,中国大地唱红的革命歌曲几乎全唱了。正要告辞时,新房里传出了光宜的话,请我们再唱一首《合作社的小鸭子》。
 这首歌轻松活泼,朗朗上口,我们平时唱得很多,没想到光宜爱听。我们接着就唱起来:
 合作社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鸭子嘎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歌唱完了,新房里传出了光宜的笑声,我们也就回村了。
一路上,我们情不自禁地又唱起了这首歌,越唱越快活,十多里山路就在我们嘻嘻哈哈、唱唱跳跳中走过了。我们办夜校时,教村里人唱歌,教过很多歌,惟独这一首,大家一学就会。光宜唱这首歌时,嘴巴笑得合不拢。我恍然明白,光宜没有读过书,赶一群小鸭子到池塘里然后去上学,是她心中向往的事。
 在第二年的端午节前,光宜回了家,苗条的身材有些变形,听说她怀孕了,脸色蜡黄蜡黄的。她呆了半天就急着走,说那边有一大堆事等她回去做。那边已经有了让她牵肠挂肚的东西。
 她和我说话时,有了大人的口气,羡慕我们好玩,没人催着嫁;又说没事学学女红,针线活做得好到婆家就好过日子。走时还反复说,谢谢我们为她唱的歌,那边的人都说唱得好。她流露出来的喜悦让我十分欣慰。
 她的小大人模样总让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种感伤成了一种预感,再次听人说起光宜,是她因难产而去世的消息。因为她的个子小骨盆小,孩子生了两天还生不下来,最后血流不止,村里的接生婆慌了手脚。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很虚弱的光宜坚持站着生,结果大出血,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
 听说她来不及看孩子一眼就走了。
 娘家人接回了光宜,将她葬在她家板栗树后面的山坡上,那是她喜欢呆的地方。光宜毕竟是一颗细小的种子,她只能用生命换取一个果实。
 是夜,知青组的男生女生不约而同地来到山坡上。这几天,家中消息雪片似的飞来,有人的父母被关进了牛棚,有的进了监狱。自以为是的“革命青年”,一夜之间成了狗崽子。
 我们坐在坡地上,伴夜黑长久地沉默着,彼此感到了心的忧伤和潮湿的泥土扑面而来的凉意。男生唱起了《三套车》,开始是一人唱,继而二重唱,有人轻轻地和,越唱越伤悲。不知是谁唱了一句“合作社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气氛一下就转过来了。还有人站出来指挥,女声唱一部,男声唱二部,竟然唱得欢快活泼。
 相信光宜听到了我们的歌声。
 原载《散文》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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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月光同在的美丽

荒地上烧起了火,劈劈啪啪地响了两个多时辰。六十年代的火焰容易被人们解释为建设一个新世界必得毁灭一个旧世界。刚从一场混乱的武斗中惊醒的知青,大部分已流回城市,成为那座城市与父母的新的疼痛。有人无家可归,有人因着一分尚未流尽的革命青年之热血,二十来人聚集在一起,在荒地上安了家。山里几十亩人高的茅草地,成了流浪者的家园。

  精神的飘泊与内心的惶惑、饥饿,掺和着年轻人简单狂热的政治热情,使眼前的熊熊大火显出一种喷血的悲壮。

  村里的农人和牛经过。牛踏步踌躇,仰鼻长哞、间有哞哞的哀鸣,就在它们去地里打了一个转身之后,这片茅叶苇丛与牛的一份亲昵已是飘飞的火灰屑;农民的反应比牛淡漠:你们学大寨吧。其中有位模样十五六岁的姑娘,在地边站了很久才离开。她和我们一起瞪大双眼送走最后的浓烟烈火,望着火烧云一朵朵地绽开又一朵朵地飘逝。烟雾散尽后,一团透明的紫罗兰色的雾霭从裸露的黑土里升起,在半空中浮游。

  只有一头牛犁地,我们就用锄头挖,几锄下去难以撼动坚实的茅根,眼看已到种红薯的季节,地开不出来,只有喝西北风了。男生鼓起勇气去村里借牛,回来个个说得眉飞色舞,队长答应借牛五头,来五个壮劳力,条件是我们去村里唱几个歌。

  第二天,天刚拂晓,五个汉子吆喝着牛到了地里,加上我们的一头牛,二十把锄头,两天后土地全部翻新。队长说,等你们的戏看哪!我们顾不得满身的泥土,当即就往村里去,穿过一片枣树林,见一座牌楼前围满了人。

  从唱第一声“社员都是向阳花”开始,他们就拍手。我们一连唱了十多首歌,最后的表演唱《 毛主席的光辉 》,二十人又唱又跳,他们拍个不停。直到队长发话:让他们走吧!众人才散开。

  队长送我们走出枣树林,他说:“农民嘛,脸朝黄土背朝天,活着图啥,不就图个穷快活。”

  那位姑娘一直在向**近,她瘦得像根柳条,皮肤是浅褐色的透着一团农村姑娘特有的健康红。我下乡前,在青少年宫学过几年画,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有种想画她的冲动。她的侧面脸特别美,眉弓高鼻梁显得秀长,眼睛微陷,睫毛长长的,使她的眼光有些超出年龄的深沉。

  听村里人叫她秀,我就说:“秀,过几天我来找你玩。”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们起早贪黑地泡在地里,将新土整理成一条条红薯垄,做成圆圆的佛肚,插完红薯苗后,老天适时地下了几场雨,葱绿的薯藤寸寸节节地长,那已是农田金黄的盛夏,田野处处吐露着果实成熟的气味,红薯地里却是一片青翠,我们新的春天饱含着夏日阳光的激情姗姗来迟,开荒者依然兴奋不已。

  一天午后,我去村里找秀,希望能画她一个头像速写。我说一个小时就好,她随即拿了两张小竹凳,我们就在院子里面对面地坐着。刚刚画了几笔,屋里走出来一个抱娃的女人,冲我俩说了一句:“画什么画,只有死人才画像。”

  秀不理,长睫毛眨了几下。我快快地画了她一个正侧面,大约半小时就起身了。秀抚摸着我的画板细声说道:“你们城里人觉得我好看?”

  “你好看,非常漂亮!”我故意大声说,让那女人听到。秀笑得露出了两排细白的牙齿。在村里人眼里,女子生得白才是美,秀显然不自信。

  秀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家织布衣,肩头有两块大补巴。那个年代,衣服越破补巴越多才是劳动人民。有些知青还特意拿自己的好衣服和农民换粗布衣穿,我也想有一件像秀穿的既有补巴又衬着细细腰身的家织布衣。

  再去见秀时我带上了一件姐姐刚寄来的新衬衫,料子是当年流行的混纺绸,花形图案比较浪漫色彩又还素净。我穿过一次,当即就有人批评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以后就压箱底了。我抖开花衣给她看时,她的眼睛瞪得傻亮。

  我说:“咱俩换了!”不等她反应过来就逼着她脱衣,我换上她的补巴衣后赶紧跑了。

  红薯苗刚插完,我们就开始饿饭。男生有一拨人每天挑着空箩出去,到一些知青点借钱借米,另一拨人找县革委要求拨些创业经费,多是失望而归。女生每天熬一大锅清清的稀粥,摘些红薯藤叶做菜。几天过去,个个脸上蒙了一层洗不开的菜色。有一天我昏倒在地里,醒来时第一渴望的就是母亲做的家乡饭菜。

  有天夜里,我被鸟枪声惊起,只见几个男生脸色煞白地跑回来,手里紧紧抓住几颗青枣。幸亏夜黑,险些丢了性命。

  这事的第二天,秀来找我,她背着篾篓、赶着一头牛,老远就向我招手。我跟随她来到山脚下的一片坡地,那是一块不成形的凸起的杂草地,四周的树篱好似牛羊的形状,起起伏伏地将草地圈拢。每天的落日射进来一抹橙红时,村里的牛羊都要来转悠一阵。

  她从篾篓里拿出一团方帕包着的东西给我,“吃吧。”她说。

  我打开一看,是一捧水灵灵的青枣。腹内立即咕噜咕噜地叫着,我很快吃得一干二净。

  秀放的牛要生产了,行动有些笨重缓慢,秀不断地割些鲜嫩的东西送到它的嘴边。牛吃完了,嘴巴舔着秀的手,尾巴起劲地摇摆着,秀将脸贴近它,在它耳边细语一阵,那情景真让我感动。秀说只有这头牛和她最亲。

  我那天就穿了秀的补巴衣,秀身上穿的是一件更旧补巴更多的衣服,她的精致的小脸给衬得一团黑。

  “你怎么不穿那件花衣呢?”我问她。

  “你真傻,那么好看的衣服给了我,我要下田、砍猪草、放牛,穿着不是糟蹋了。”她嗔怪地说,神情倒是喜滋滋的。

  我心里隐隐地有些疼痛,好像赤脚不小心踩在了刺蓬上。

  秀在招呼牛时我采了一些花儿,编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在坡上四处溜达。牛蹄踏遍的地方,野花依然萌发、怒放,黄的白的蓝的,都在牛蹄印里舒展着腰身,红花还亮出玛瑙般的色泽。落霞最后收拢的那一刻会将光芒洒遍各个角落,来一个满脸红晕的谢幕。接踵而至的黑雾,夹带着漉湿的水汽在地上滚动着,牛拉长了鼻音喊着。此时,人不回家牛自己也知道走回去。

  秀背上篾篓,我看到篓里有了很多马齿苋、蕨菜,篾篓上面还架着一小捆柴草。

  “你一下子干了这么多事!”我很惊异,因为她比我还要小两岁。

  “我哪有你们城里人娇贵,这些野菜别说是牛和猪,人也要吃的。”她说着,放了两颗像铃当样的红东西在我手上,“吃吧,很甜,我们叫它糖罐子。”

  我放进嘴里嚼着,酸酸甜甜的。回去马上告诉同伴说发现了一种可以吃的糖罐子,他们听后一笑,“你才知道呀,我们吃得多了!”

  这之后我常和秀一起扯马齿苋、蕨菜,在那些矮树上摘糖罐子吃。经她的指点还发现了不少可吃的毛栗子、野酸枣、山梨等。野果多是伴刺而生,常常还未摘下来手就被划破了。

  坡地和山崖之间有一条天然的乱石溪涧,往上走可以上到山顶,半腰处有几大平石,来自四面八方的暗流稍作停留,聚积成小股飞瀑悬空而下,在涧底形成一湾人高的深水;中段地势平缓溪水潺潺,逢石头的高低错乱迸射出大片水花,遇地下涌泉成一漩涡;流水最后的尾声在一段石头的密集之处,地势略高于中段,水隐在地下汩汩而流,表面只能看到一个连着一个的浅水洼和亮晶晶的水泡。我从来未看到过一条完整的流动的溪水,唯水声丁丁冬冬,在空阔荒寒的山谷里如云雀鸣啭,细细密密的水珠,像在我的心头滴滴答答。

  我们的住房简陋,没有可供女生洗澡的地方,砍柴很辛苦,只有在寒风凛冽的冬天才动用少许干柴烧水,互相掩护着轮流洗澡。夜阑人静时,我们一行人会悄悄地来到山脚下,走进溪涧里。会游水的脱得只剩贴胸汗衫在深水里玩一阵,水性不好的就站在浅水里洗一洗,在石头上搓洗衣服,最后在坡上毛竹丛里换上干净衣服。白天,我们将头发抓成一个大刷巴,穿着乌黑宽大的补巴衣裤,赤脚奔走在田边地头。夜里,污浊洗尽,洁白的身体亮出来,个个都是靓女。活泼调皮的还会在坡上转几个圈,做些舞蹈动作。回屋的路上,走一条绕过草坡、穿过田间的蜿蜒小道,有一人领头唱歌,一行人都会轻声附和。

  是否有人看到过这支队伍,不得而知。在漫无边际的茫茫黑夜里,我们无所畏惧。

  秀听我说后大吃一惊:“你们城里人真大胆,如果是村里姑娘会被人骂死去。”

  山沟里的姑娘只在出嫁前洗一次澡,每年的农历六月六那天洗一次头发,秀说是老规矩。我说规矩落后就应当破,秀无言。

  阴冷黯淡的夜里,几乎辨不清同伴的位置,只能感觉到一股熟悉的亲和的气流在身边萦绕。当地农民绝想不到他们眼里的这条乱石沟在夜里是如何的美丽。月亮皎洁的那些天,溪涧就像一条窄窄的波光熠熠的银河,幽蓝的晶莹在一群少女身上流连,那彻底释放了的无拘无束的青春芬芳融入凄清的月光流水,让那些山石树木沉默黯然。

  有天夜里,草坡那边有了些响动,大家心里一紧。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个女人的背影,是秀!我确定是她。她来了,还是不敢下水,我一喊她反而跑了。她跑,跑不出月光,一道光束将她锁定,将她的柳条身姿照得白白亮亮的。

  村里双抢了,农民吃上了让人羡慕的白米饭。我们忍不住扒开土,发现红薯已有鸡蛋大,索性生起了火,一连蒸了几大锅,敞开肚子疯吃一顿。待农民的粮食进了仓,开始细水长流时,我们的红薯地正是一派丰收景象。乱茅烧成的火土灰肥沃了土壤,我们的红薯个大且又粉又甜。农民羡慕啊!

  那一把火,着实烧出了我们生存的希望。

  有一天,村里的一个姑娘出嫁了,锣鼓声在枣树林那边响了很久,在送亲的队伍中我看到了秀,她穿上了那件花衣裳,比新娘还要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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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辛苦!有空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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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贴来:回城的日子(2):天上人间  作者:罗丹

我认识钟以勤先生是在1976年初,当时他还未摘掉一系列“反”字开头的帽子,只是解除了对他的监管。

  他就坐在丽萍的美工室里的一张靠背椅上,五十来岁的年纪,身穿一件已经看不清原色的长过膝盖的工作服,面色苍白,双目深陷。我进去时,一道温和的光束朝我直射过来,那是一个春日的中午,因为有了他和一群环绕他的学生,屋里有了阳光的气息。

  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形象很有特点。画友周雄、丽萍就说,今天你就当模特吧。平时我们是互相画,轮到谁做模特谁就听调摆。我怯怯地坐在他面前,告诉他我要赶下午五点进晚班的时间,只能画两三个小时。

  他说:“很好,可以画一个头像。”话音带有浓重的江浙口音。

  那些年,我的眼睛受尽了红色宣传画的刺激,它们看似绚烂却足可以使你成为色盲。我进工厂后也加入了画红色宣传画的行列,基本上是用红、黄原色画,画“宝画”时,人物暗部不能用黑色。结果亮部亮不起来,暗部沉不下去。

  钟先生用大笔画,哪怕是细部,握笔的手势也很特别,几乎是握在笔杆的末端。我后来反复体味过这种握笔方法,感觉运笔更自如,运笔的过程中情绪的调动以及思维的敏捷被迅速地调整起来。

  “你是印度人还是巴基斯坦人?”他笑着问。我说我是湘潭马家河边出生的。“哦,马家河的水一定很特别。”他的幽默使大家笑起来。

  我的眉眼距离很近,按命相的说法是眉压目,青年时运不好。

  过了两个多小时,他放下了画笔。神情有些亢奋。

  这是一幅略带忧伤的少妇头像,褐色调。齐肩的黑发画得很蓬松,棕黄色皮肤只几大笔,不生硬而显现着女性的柔润,背景的衬布和浅黄色花衣的颜色用得很薄,很多地方露出画纸的空白。他着力刻画了一双眼睛,画得细腻传神。看得出来,他的颜色只用来画感动他的部分而不拘泥于细节的完整。

  我想,如果我冒冒失失地画他,我会拿把大刷子,蘸满调色板上所有的颜色将他瘦弱平板的身体刷出来,然后用调色刀刮出他棱角分明的五官。

  早就听丽萍说过,钟先生是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是蜚声中外画坛的林风眠、吴大羽先生,与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是师兄弟,湖南油画界的奠基人之一。“文革”一开始,厄运就一直伴随着他,他被赶出了学院,生活漂泊不定,先后被迫搬了十三次家,搬得只剩下几口木箱子,最后全家四口人租住了郊区一位菜农的半壁茅舍栖身。

  他说:“你可以不去上班吗?我们继续画。”

  丽萍告诉他,罗丹需要休息了,罗丹是个行车工,精力不集中会出事故。

  “行车?”他瞪大眼睛看住我。丽萍打趣道,钟先生只知道画画,不知道什么是行车。我告诉他,行车就是大吊车。我每天开着五吨的行车在车间上空的轨道上飞来飞去,配合维修工人修理组装各种机床。

  “你开行车时害怕吗?”也许他找不出我瘦弱的身体与重型机器相关连的符号。我不知怎样回答他,我虽单薄,但经历的事情已经太多太多。丽萍说:“罗丹当过知青,能吃苦的。”

  他沉默了,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特别怜惜我的目光。以后我每次遇见他,都会面对这种目光。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我所遭遇的种种,在我孤寂的心中,开始有了一道父辈慈祥的光芒。

  我想先送他去汽车站然后再去工厂上班。他说他喜欢走路,每天从岳麓山下走过来,弯过长长的湘江水,有十多里路。

  他向我们抬抬手就走了。一双半旧的工厂钳工的大皮鞋是一位学生送给他的,显然不合脚,很远还听见他走路的声音。那种铁掌在柏油马路上拖过的声音又响又长,是一种不合群的孤独的声音。丽萍伤心地说,他身无分文,四分钱汽车票都买不起。

  听说他每天很早就会走过河来,带着凉凉的河风。学生们轮流请他去家里画画。他的学生甚至学生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乐意当他的模特。他在丽萍的工作室里画得最多,那是一间地处市中心,窗户临街的大阁楼。楼板年岁已久走路一闪一颤的,但光线很好,能坐十来个人。工作室的美工全都成了他的学生,大家环绕着他,敬爱着他,轮流当模特,说说笑笑。那些权贵们漠视他的难以企及的才华,他也就乐得在不被理会中以自己无比珍视的方式生活。我每逢转晚班,白天都去丽萍的工作室画画,那段时间画了很多油画习作,人物、静物、风景画。我欣喜地发现,对绘画艺术的渴慕与追求已经在我郁闷的心中悄悄地发芽、生长。在那段每个单位必须揪出5%的坏人的人心惶恐、互相防范的年月,我却走进了充满友爱、摈弃了利欲与贪婪的艺术小天堂。

  我去钟先生家时,那片农舍已被铲平,在推土机铲到茅舍屋角时,钟先生一家被允许搬到学院内,住进了一间学生宿舍。那是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房门正对着整个一楼的漱洗间和厕所,水龙头长年是坏的,流水不断。我们踮着脚尖踩在几块红砖上方能进屋。

  房间里正好有四张学生床,师母高兴地说,全家四口人的睡觉问题解决了。靠门的屋角有一个煤炉,上面的水壶冒着暖洋洋的热气。

  钟先生的画就放在高低床的上铺。晚上睡觉时再一幅幅地移到书桌上。他说这床很好,白天放画,晚上睡人,大小正合适。钟先生视画如命,春天潮湿,墙上挂满水珠,他和师母就在四张床上将画移来移去。

  房内空间太小,我们几个人轮流拿着画到窗口看,然后又经过几双手移到另一张床上去。他的画很多,郊区的菜农、摆地摊的婆婆、拿烟斗的老人、普通妇女等都成了他画中的主人翁。他很兴奋地说,画这些人很过瘾,可以大胆地使用黑色和很重的褐色来画。因为买不起油画颜色,低劣的油画纸也是学生从印刷厂弄来的报废的硬纸刷上胶简单地制成的。

  他的画全都是薄画法,以他锐利的眼睛、敏感的心灵抓住模特最为感动他的形象特征迅疾地勾画轮廓,而后大笔挥洒,短时间内一气呵成。很接近中国画的大写意,画风老辣、雄浑,既不屈从于表面的真实,肖像画传统的艺术标准在他的笔下也变得无足轻重。

  他画得最多的是一些淳朴天真、不忸怩作态的普通妇女,他赞扬她们结实的体态洋溢着阳光的气息,他随意挥洒、动情地夸张对象的不和谐甚至是和谐部分。他和我说,画得太实,并非就是本质的东西。

  这间狭小简朴的房间接待了数以百计的院外学生。如今,他的学生早已为人师,学生的学生中不少亦为人师,大家相聚时,谈起那间陋室,还有种神圣感。

  从屋里走出来,感觉外面的光线刺眼,当时已近黄昏,学院的林荫道很长,贯穿着师范学院的整个北院。学院的老师、学生三三两两地在林荫道上散步,岳麓山上的风徐徐降落,很是惬意。出了院门过条马路又是河边的林荫小路,水汽弥漫的水泥地面上缀满夕辉的光斑。我发现钟先生出了院门以后,紧锁的眉结豁然舒展。他是属于大自然的艺术家而不属于死气沉沉的学府。

  和钟先生一起散步是一种享受,天上人间无所不谈,他常常会沉默地走上一段,突然回头盯住与他擦肩而过的行人说上一句:这人很有特点。有一次我们走出院门,路边的小菜贩正在收拾菜担,一位青年妇女抱起坐在地上的小孩,在他的光屁股上拍了几下,小屁股上飞起一层黄沙,她将小孩放在一只空箩里,另一只箩里还有一些卖剩的白萝卜。她挑起担边走边扯着嗓门喊:“卖白萝卜哟,还有几斤白萝卜……”在箩里摇晃的小孩大概只有两岁吧,圆睁着眼睛愣愣地看着我们。钟先生一直目送着他们,连连说:好画,好画!他非常欣赏那位农妇粗野放肆的喊声,他说,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活法。

  我记起我的中学美术教师汪仲琼先生的一句话,他喜欢看马路上的电影而不爱看电影院里的电影。钟先生说他有同感。钟先生也说起梵高,梵高之前,人物肖像画只是达官贵人订购的借以炫耀家族的作品,讲究均衡的构图、富丽堂皇的色彩。梵高只画小人物,他着重眼神的刻画,来揭示人物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钟先生很动情地说,梵高的自画像精彩极了,色彩的丰富,用笔的狂放使人惊叹不已。梵高画田园风光,色彩绚烂; 画树,会画出树根痉挛地疯狂地扎进土壤的神态,寄托了他为生存而斗争的意志。

  和钟先生散步多了,我开始理解他是真正的喜欢走路,并不完全是因为买不起汽车票。厄运使他走出了课堂,接触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这些率真的小人物中,他的被侮辱被损害的艺术家的心灵得以复苏。独自在人影幢幢中行走,有如心灵的孤独的漂泊;但哪一天他不能走了,那才是他的真正的孤独。

  如今,他的灵魂已经西去,癌症晚期,已经药石无功!

  我得知他的病情后赶忙跑到医院,看到钟先生时,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成了一块墓石。只有他的眼睛,那双锐利的容不得半点邪恶的眼睛,那双慈爱的真诚善良的眼睛,那双狂热的孤独忧伤的眼睛是圆睁着的!我不禁潸然泪下。

  1996年12月16日下午6时,岳麓山披上了黑纱,风呼萧萧冷,鸟啼声声切,一位真诚的艺术家走了。他的学生,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曲湘建等十多人闻讯赶来,为了给先生净身,他们翻箱倒柜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送先生西行,十几个男子汉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钟先生一生刚正不阿,淡泊名利,除了画作,可说是两袖清风。一些必不可少的床柜都还印有公家的号码。

  钟先生的弟子萧沛苍、邹敏讷先生赶在先生病危期间编辑出版了《钟以勤油画》,这是先生西行最好的伴侣,他永远拥有敬爱他的学生们和他倾注毕生心血的画作。西行路上他不会孤独。

  学生们感谢萧、邹二位做了大好事,先生凄苦一生有所告慰,先生的艺术能长传人世。萧沛苍先生却说,你们说反了,是钟先生教育和培养了我们。

  我在37岁那年才圆了大学梦,这个梦圆得很苦。在画友的帮助下,我从工厂调到了书店任美工。单位不承担学费,三年中,每周三天的学习作事假处理,扣工资、扣奖金。还有一条件:属于你的任务也得按时按刻完成。我常常奔跑在单位和学校之间,单位任务紧时不得不旷课。我住的地方离单位和学校都很远,扯成长长的三角形,有时在单位上半个班再赶到学校时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感觉极度的疲劳和虚脱。每天夜里我还得画一些广告画,挣得稿费交付学费和养家糊口。但不管怎么累,只要走进了课室,我的耳边就会响起艺术天堂的声音,我能够听到自己心灵的欢唱。

  这期间钟先生已经获得了应得的待遇。课间休息我常在钟先生的画室小坐,他会给我沏上一杯热茶,茶叶泛起绿色,雾气直往我脸上冲,我心头常涌起一种温暖的酸楚。没有大学文凭,我的美工工作很难长久。艺术上的追求和最卑微的愿望绾结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的形象甚至争取文凭的动机很可笑。当时我居室的条件很差,两间阴暗潮湿的小屋挤着祖孙三代人,在做油画框架时也会力不从心。我告诉钟先生,我改画国画了。他很理解,并说我的性格可文可放,适合画国画。他说起林风眠大师的国画作品,不论是风景、人物、花卉,都有特殊的韵味,墨色厚重,色彩凝重丰富,如果没有他早期留学法国的油画功底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他认为我的色彩感觉好,再画国画也可以画出特色来。

  有一天很冷,我为了抓紧时间画画,课间也不休息。钟先生用手套焐着一杯热茶送到了课室,送到我的面前。很多时候,我无法将他与学院那些面容严肃、风度儒雅的教授连在一起,他走近我时,如同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位知冷知热知心的朋友。

  在他的画室小坐是一种享受。他落实政策后有了画室,有了职业模特,可以画长期的人体习作。他有了工资,可以买油画颜色和好的油画布。可以说恢复工作的这段时期是他艺术的顶峰期,他的被压抑了漫长的二十年的艺术家的激情不可遏制地焕发出了异彩。

  有一次我去他的画室,他正坐在一幅画前出神,我喊他,他看着我好一会才回过神来:“来,快过来看!”

  这是一幅刚完成的女人体习作。女模特是睡在模特台上的,头向胸内弯着,一蓬长发盖过一只手臂,形成一片向外延伸的黑色,臂部高高弓起,构成了一个尖角朝上的三角形。他有意识地夸张拉长了模特的躯干和臂部部分,使这一部分的色彩成为画面的亮部,手和腿、深蓝色的衬布全处理在幽冥之中。这是钟先生的富有个性色彩的有强大张力的油画语言,色彩和造型对视觉有很强的冲击力。造型之简洁洗练、色彩之厚实沉郁、情感之热烈奔放,很接近梵高的《阿尔妇女》和高更的《塔希堤妇女》。

  80年代中期,西方艺术拥入国门,一些青年画家热衷于模仿和学习西方现代艺术表现语言,盲目地反对传统。狂热过后必有清醒的思索,他们所追求的艺术语言,钟先生早就解决了。钟先生的作品既有传统精神和现代形式的结合,个性色彩的夸张与自然朴实的和谐统一,又有深邃的思考与豁达的思想境界。

  他们开始惊呼:大师就在身边,我们身边就有梵高!

  在钟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和丽萍、周雄常常相约去看他,十有八九他不在家。教师宿舍在半山腰,顺着一条斜斜仄仄的山路上去,有一股泉水从山缝里涌出来,钟先生每天提两个水壶上山,在山上静坐一会,再接满两壶泉水下山。

  沿着山路走,老远就看见他坐在石凳上。这是一块小小的凹进山腰的空地,像是哪位神仙过路顺手拿走了一块石头似的。下面是水库,山上的人喝泉水,山下的人用水库里的水。

  他的茕茕孑立的背影如一截光秃秃的黑色树杆,几缕白发在树尖飘摇。像耽于冥思的孤独者,在山的静谧中寻找着庇护,在默念着什么。我突然悟道,这条仄仄的衰草、树篱、刺蓬连着空地的山路,实际是一条通天的曲径,犹如钟先生坎坷人生的写照。

  他看见我们来了,面露喜色,招呼我们在石凳上坐下。这真是神仙呆的地方!清凉的空气中夹着甜丝丝的气息,旁边是泉水丁冬,下面的水汽升腾起乳白色的薄雾,后面是能避风雨的山的屏障,泉水边有一株苍老了千年的枫树,也许是深得泉水的滋润,枝繁叶茂,傲然屹立,山风一来,树叶飘落如同红叶瀑布。真静啊,只有鸟雀的鸣啭,落叶飘舞的沙沙声。

  我想,他心灵的独白在万物中只有一种声音方能接纳,为之包容。他寻觅的声音就在这一清静自在,无尘无染、飘逸着山野芬芳的来处。

  我走近他,感觉他清瘦的面容上有一种陌生的宁静,他的神情似有了某种皈依,他的伤痕累累的心中有了超然物外的洒脱。对他来说,天上人间的变换也许只是瞬息之间!

  我想起了他在80年代的一幅油画创作《天籁》,一个微睡的女郎斜坐在窗口,轻松随意的体态构成了画面斜斜的三角形,左角有蓝色的绣球花,绛红色的鸡冠花,有只小猫乖乖地凝视着女郎;窗口很大,通向一个广袤的宁静的世界,连绵起伏的远山、深邃的夜空幽蓝幽蓝,山角挂着一个温和的白月亮。黄色上衣使女郎的上半身和头部成为画面的亮部,女郎侧睡的体态为夜色勾画得美极了。

  静啊,只有大自然的声响,然而静谧中透着空灵,构成诗意和恬淡的境界。

  这是钟先生最后的一幅创作。也许是种预示,先生已经在寻找一种物我两忘、其乐融融的归去。世界之大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进太阳和月光的沐浴之中的,享受太多光耀的人未免懂得珍惜,生活在冥暗角落的人,便有了终生对于光热的追求。

  钟先生就是一个终生追求光热的人。

  我总是想,钟先生的灵魂就是在那块空地上起飞的,因为那个位置离天上最近。他的魂灵归于西天极地如同他的净化的肉身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西天也有山峦的回响,有清泉丁冬,有鸟雀鸣啭,无忧无烦又无羁无束。他的灵魂可以留驻安歇了。

  我愿我师手摩苍天重抖擞,为人间挥笔泼彩,染一片清新明丽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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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闲与闵立宏   ——作者:罗丹

我的朋友乐闲这几年老是和我提到一个叫闵立宏的女知青,她反复和我说,最不理解的人和最佩服的人就是闵立宏。

  闵立宏的经历我略知一二,在留守女知青中是最典型的一位。1948年,父母带着刚满两岁的闵立宏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去台湾,送行的舅舅担忧她小小年纪经不起颠簸之苦,将她从车厢里抱了出来。正是这一抱,注定了她的另类人生。在奶奶和叔叔的抚养下长大,1966年从长沙市周南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12月,下放到沅江县黄茅洲区子母城公社。

  因为“台属”,她的档案中有“不予录取”四个字。

  因为“台属”,没有招工单位敢要她。

  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她与一个穷途末路的农民相识相知,组成了一个家庭。

  农民陈学纯大她18岁,半年之内家中连丧三人。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贫穷与疾病的折磨,抛下一家人自杀了,两个弱小的女儿相继死去,家中断粮断炊,他和三个儿子把命交给了天,活到哪算到哪。

  那时的闵立宏全然不知,有一个人在为她抱屈,为她叹息,为她心酸。

  这个人就是乐闲。乐闲对她的关注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说起来我和闵立宏还是校友,因为她高两届,我1964年下乡,彼此说不上印象。乐闲在校时也并未和她说过话,闵立宏个高,爱运动,跑起来短发飘起,非常健康活泼。四十年过去,乐闲还无法抹掉这个印象。

  闵立宏为什么要和一个如此贫苦的农民结婚?她的牺牲值得吗?她幸福吗?

  为此,乐闲三番五次地跑去沅江,要求当时还根本不熟悉她的闵立宏回答这些问题。

  乐闲虽是最早招工,工厂倒闭得也最早,前几年,她的工资才三百多元,爱人工资不高,女儿在读大学。就像她不理解闵立宏的婚姻我也很不理解她的这种单纯的从情感出发的行为。你是记者吗?不是。想发表作品吗?也不是。她就想弄明白几个为什么。

  知青与农民结婚的绝非闵立宏一人,多是无奈开始,悲剧结束。当年出身不好的知青和大多数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一样,只求“活着”, 对前途不再抱有幻想。有人通过与贫农结婚改变“黑五类”的身份,他们脆弱的情感里不能说没有这份卑微的愿望。

  也有人分析过闵立宏当时的万般无奈,认为她的婚姻是过于认命的一个悲剧。这让乐闲非常气愤,她拼力反驳。在乐闲心中,闵立宏是伟大的、崇高的、纯洁善良的,所有最美的词汇用在闵立宏身上都不为过。

  乐闲既是我的同学又是画友,她为人处事的态度有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天真和纯良,不世故、不弯弯扭扭。她认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当她将一篇两万字的报告文学《 仰望这样一种平凡 》给我看时,我开始激动起来,由衷地向她这份执拗的行为致敬,也有了想要见到闵立宏的愿望。

  2007年春节后的一天,乐闲将闵立宏带到了我家里。她们两人已经成了要好的朋友。乐闲的那篇文章在知青中反响很大,闵立宏被湖南知青网友评为了年度的新闻人物。

  第一次见到闵立宏,比我想象的好,很难看出她几十年的辛酸苦楚。62岁了,腰板挺拔,个子高,腿长长的,可以想象她少女时代的飒爽英姿。

  她很静,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静;言语极少,那样的沉默,是从内心向外渗透的一种沉默。说起她的家庭,很简单:有苦有乐。好像找不出太多的词句来表达。我只能认为,每个人对苦难的理解不同,你无法忍受的屈辱和困苦,闵立宏已经把它们细细地揉碎了,揉成了一种静,揉成了一种沉默。

  有朋友设想过:如果闵立宏再坚持几年政策就宽松了,如果闵立宏的妈妈早几年来寻找她就好了。闵立宏的生活中没有如果,没有也许,就连她选择的婚姻也曾一度遭到唾骂:一个“黑五类”子弟,竟然腐蚀贫下中农!

  阶级斗争的词典里没有“人性”二字,更不承认爱情。

  那些扼杀人性的人忽视了最基本的一点:没有任何财富、貌似不般配的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其实是最为纯粹的人性的结合。

  听乐闲说,闵立宏能下如此大的决心,陈学纯的儿子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小脸肮脏,衣裳褴褛,大脚趾露在鞋外头,一家人捡鞋穿,鞋也不成对。几个小孩常来找闵立宏,她不忍心将孩子们拒之门外,会和他们一起分享自己一份不多的饭菜,发现他们身上有摔伤或是溃烂之处,马上给洗净伤口,抹上消炎药膏,甚至给他们洗澡洗衣,这使得孩子们对她更加依赖。

  失去母爱的孩子,在村前村后流浪的凄苦勾起了闵立宏的伤感,她孤寂的心千百次地呼唤过她的母亲,碎心之痛,唯有自己明白。一个善良少女的心扉完全打开,犹如推开了一扇洞察人间苦难的窗口,她看到了这世上还有比自己更不幸更无助的人,感到了生命的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告诉她,她不是社会的弃儿,她年轻,什么困难也不怕,她还能帮助比她更不幸的人。

  农民陈学纯觉得闵立宏是个非常好的姑娘,他多次给闵立宏介绍年轻的条件相当的对象,亲自陪她一起去相过亲,但闵立宏总是看不上对方。在闵立宏看来,陈学纯只是穷,他并不缺乏一个好人的品质,心地善良、举止坦荡,闵立宏很信赖他。如果她想有一个家,会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结婚,她宁愿找陈学纯这样的人。

  她走进这个农民的茅屋时,家里除了三个土砖砌的床和积满尘埃的锅灶,就是三个孩子饥饿的眼睛。也许,闵立宏那一刻就铁了心,不仅闵立宏要活着,这一家不幸的人也要活着。

  家里有了新妈妈,家里从此有了笑声。屋外自留地里种下的新菜种,扬起了一片葱绿;竹竿上晾晒着一家人的补巴衣服,在风中款摆;炊烟,那茅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啊,特别让孩子们心里温暖。第二年,她怀上了儿子铁军,更是勤扒苦做,成了操持六口之家的地道的农村妇女。

  你后悔过吗?这个问题是乐闲最想了解的问题。

  生活中的乐闲与闵立宏一样是勤俭持家的贤惠女子,她会做各种各样的酸菜,衣着简单素朴,精神上却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画画、写文章、钟爱养花,特别敬重貌似贫穷而精神上富足的人。她理解的婚姻必定要有爱情。

  爱情,对于闵立宏来说无疑是一种奢侈。她为每天的一日三餐绞尽脑汁,吃了上顿愁下顿;缝缝补补的事总也干不完,纳鞋底、做布鞋,孩子们穿上她做的新鞋后,高兴得蹦跳。

  2003年,陈学纯因脑溢血去世,闵立宏与他患难与共三十二年。

  乐闲早两年去看她时,闵立宏已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中学教师,四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干得好,都建了三居室的砖瓦房,有了幸福的小家庭,孙儿孙女个个健康活泼。

  房子大了,孝顺的儿孙们经常来陪她,闵立宏依然感到寂寞,她习惯了和那个老农民在一起琐琐碎碎的日子。有几年,闵立宏从子母城小学调到了离家很远的子母城中学,陈学纯总是往返十几里路将吃的用的送到学校去;后来住进了大房子,生活好了,他仍然种菜养鸡,让闵立宏每天吃上新鲜;冬天,怕她冷着,专为她做个小火桶,燃好煤炉,上面盖上被子,让闵立宏备课暖着舒服;闵立宏病了,他会熬好药送到闵立宏的手上,看着她喝下去;几十年中,他保持着一个改不了的习惯,老是在闵立宏的饭碗里藏好吃的……

  “你们有的幸福、浪漫我没有,但我拥有的你们可能也没有……” 闵立宏说得很淡。倒是陈学纯的二儿子贵安说了一句话,让乐闲心里无比的温暖。

  他说:“我相信这样好的妈妈全中国、全世界都少有,妈妈,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环顾左右,貌似幸福的婚姻未必都有幸福的结尾;貌似般配的夫妻未必都能心心相印,虚假、欺骗、叛离,无不充斥其中。面对闵立宏的一份平静, 乐闲该有所安慰。

  乐闲常和我说起湖区的茅屋都是用毛蜡烛筑墙建成的。湖区芦苇多,老百姓选择高大挺拔的芦苇,修掉偏枝旁叶,用草绳将芦苇秆一轮轮裹扎实,然后将它们密集编排成一大片,筑进耐水的竹子、杉树的房架之间,里外糊上厚厚的牛粪泥浆。墙,就成了。

  人们给草绳捆紧的芦苇秆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毛蜡烛。

  如果说农民陈学纯是根光杆芦苇,闵立宏则是绕紧这根芦苇的草绳。或者说,他们六个人组成的一个家是六支毛蜡烛捆成的一道窄窄的墙,那么这墙也是一道用来抵挡风寒的墙。

  在这窄窄的墙里,只有他们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相依为命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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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的文章让你共鸣,写得那么真实和贴切,没有实践锤炼,断断写不出来。又像一幅幅画展现在眼前,文字优美、细腻,读了一遍,还想再看。
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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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交流好啊!楼主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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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笔!当年岁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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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龙兄好!

罗丹写的都是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很真实的事情,知青们读来都感到非常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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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贴切、生动 , 文字温婉、朴厚、细密有致。
顺其自然 大道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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